20世纪以来，我国古典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古典文化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子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本次会议，以“新子学”为题，颇有创新性，这对新时期的子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研究有进一步的推动意义。

　　近年来，我与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的接触颇多，而连接彼此的桥梁就是子学研究。2012年我应邀参加该研究中心主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古籍整理与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发言。数月前，我再次接到该研究中心寄来的关于“‘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函。因此近来我便对“新子学”进行了一些思考，总体说来有以下三点看法：

　　一、“新子学”应追本溯源，继承传统

　　“新子学”是新时期提出的新理念。不管是一个理念，还是一种学说，都有它产生的源头。这个源头在哪里，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需要考察清楚。

　　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我认为这一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新子学”的源头，当为诸子百家之学。传统经学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也应当归于“新子学”的范畴。“新子学”根植于诸子百家之学，是在传统子学、经学等传统文化、学术的滋养之中成长而来的。较之相对保守的传统经学，“新子学”的学术体系更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较之相对松散的传统子学，“新子学”更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新子学”研究，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学术的奠基意义，对于“新子学”的直接源头诸子元典更是要高度重视，要对其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深入研究。

　　关于诸子学的发展演变，我认为需要花大力气做整合梳理工作。随着学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针对传统经典的系统全面研究不断涌现，子学的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事实上，自晚清以来，学术格局已发生了极大转变，传统经学逐步失去其长久以来所占据的学术主导地位，以儒学为主导、经学为骨髓的旧国学逐渐失去活力，而包括孔孟儒学在内的“新子学”却在迅速崛起，并将成为“新国学”的主导力量。“新子学”的出现，无疑顺应了历史潮流。自先秦以降，历朝历代都对子学予以不同程度的重视，至今，子学的研究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然而受传统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子学中直观性、随意性、零散性的研究较多，具有较强思辨性、系统性的论著相对较少。“新子学”一方面要注重对传统典籍的整合、整理工作，进一步加快子学文献整理的进程；另一方面，要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子学研究体系，厘清“新子学”整体的发展演变轨迹。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诸子百家之说多是涵盖文史哲多层面的综合学说，因此“新子学”发展轨迹的全面梳理也不能单纯从某个方面入手，而是应该提倡一种综合研究视角。打通文史哲是“新子学”研究的客观要求。

　　二、“新子学”应继往开来，创新学术

　　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古典文化发展史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古典学术史研究。“新子学”应归属于后者，即从学科属性角度讲，“新子学”应是中国古典学术史的主要分支之一。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史的建构与积累，人们必须有专题学术史意识，具有系统的学术史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回顾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学术史研究相对薄弱。传统子学学术史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在深度与广度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新子学”要进一步加强学术史的研究，要在传统子学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创新学术。

　　一门学问，越是发展，就越是要综合，要对现有的成果进行及时的概括和总结，以便将这些成果及时有效地传达给学界，从而使研究者们能够及时借鉴、推陈出新，而不是在原有的水平上重复已知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研究从已有的基点出发向前延伸。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成果进行科学的归纳，把能够成立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作为定论肯定下来；另一方面，要力求打破已有的格局，创设新思路，开创新学术。这两种工作，前者是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学术积累，是基础；后者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向前开拓，是创新。能够作为定论的点积累越多、成果越丰厚，基础才能更扎实。只有在扎实深厚的基础之上，才能不断涌现出高品位的创新，从而将学术研究向更高层次推进。

　　传统子学研究进展到现在，各种论点、说法已经很多了，我们应该将现有成果，无论是理论阐释的，还是文献考证的，做一次系统的梳理，择选那些能够固定为定论的成果，汇总起来，建立一个子学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术界的群体优势，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说的成果予以整合、梳理，在完善各“子”研究史的基础上，吸取三教九流之说中的精华，从而在整体上构建诸子百家学术史研究体系，将子学研究作整体的推进，从而达到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目的。唯有如此，才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子学”。

　　三、“新子学”应保持特性，着眼国际

　　子学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涵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我们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新形势下的“新子学”应该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特性，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优势和为世界学术所作出的贡献。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走向世界化，其基础必须是高度的民族化。如果缺失了民族化特性，是不可能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突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世界人民的认可，不少西方学者已经比过去更深切地理解和领会到中国学术对世界学术的意义。然而还有不少研究者热衷于以西方思想、西方观念、西方方法为唯一准则，去归纳、评价和衡定中国古典文学，以至于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出现了大量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诠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倾向。我们并不否认，西方具有进步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思想、观念、方法，能够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展古典文学研究的视角，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西学中用是学术研究向前推进的一种表现，在当前形势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西学中用不能演变成全盘西化，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深切的认识和热爱；二是对其他外来文化有清醒的体察和理解。若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生搬硬套，那无论是用外国方法解读中国学术，还是用中国方法解读外国学术，都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民族性、独特性，在此基础上，着眼于国际，把中国的学术推向全世界。

　　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提出的“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体现出一种尊重热爱传统文化的自觉态度和着眼国际视野的开放眼光。新时期“新子学”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吸取西方近现代较有科学意义的学术思想、观念和方法，一方面要更加清醒地认知“新子学”的民族特性，充分阐释我国古老文明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学术在世界学术的大范围内，作公平客观的比较。“新子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本次“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必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子学研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以上三点是我对“新子学”的一些思考，在此与大家讨论交流。当然，一个新理念、新学科的建立，并不是提出理念就可以的，其类属、内涵、外延及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平台，希望广大同仁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入开展对“新子学”的研讨，力争推动“新子学”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从而更好地传承中华传统文明，开创具有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的崭新学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